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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恭 马如云:用“新三统”统“三统” 伟大时代的理论命题

发文时间:2017-05-23        浏览次数:94         【字体:    

  摘  要: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融通“三种资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提出了一个用“新三统”统“三统”的时代命题。呈现好这一时代命题,既需要明晰与辨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国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也需要确定融通后的呈现方式,这是实现“马、中、西”融通自洽的重要理路。“新三统”开启了以文化自信为引领,贯穿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引领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关键词:“新三统”;统三统 ;“马、中、西”
    作者简介:陈克恭(1961——),甘肃兰州人,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研究;马如云(1964——),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常微分方程研究。

 

       一、“新三统”的时代呈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延展这一要求,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就有道理、学理、事理之说,相应也有道统、学统、政统的相关话语。可以说,“三统”之说是具有中国意义、中国生命的话语样态和思维维度。在历史的长河中,“三统”之说维系并发挥着对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再造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个建立和完善“道统”“学统”“政统”的发展史,用“道统”“学统”“政统”的统一来指导人类的思维和实践,实现“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统一,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认为道统是万物之根本,是学统之依据,也是政统所应遵循的。因而,在国家治理、社会伦理乃至个体的处世哲学中,要求讲道理、倡学理、明事理则是中国人的常理。乾隆曾将御笔题写的“建极绥猷”的横匾悬挂在故宫太和殿内,提醒百官商议朝政要承天立则、安民顺道。在近代,新儒家学派也曾努力由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学统”和“政统”,这一维度上的哲理也曾被称为“统三统” [1]。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和西学东渐,使“统三统”的努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俱遭挫伤,缺失了应有的文化根基与自信。尽管在历史与文化的分野中,它并未获得理想而又充足的生命,但先哲们期盼用中国特色的“三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勾勒世界的夙愿却从未泯灭,他们在等待,等待着思想的养料,等待着实践的佐证,等待着时代的召唤。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中国社会进入伟大时代的关节点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进而庄严地提出,“要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对此,我们可理解为通过“马、中、西”三大资源的融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在中国文化固有的道统、学统、政统维度上的关联统一和知行合一,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呈现出来,实际上为世人提出了一个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个“新三统”延展“统三统”的伟大理论命题,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了路径。


       二、用中国智慧理解“新三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我们认为,构建“新三统”,实现“马、中、西”的融通自洽, 一方面,需要明晰与辨识三种思维方式: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唯物辩证法;二是中国思维方式,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世界存在的道统思想;三是西方思维方式,即经典数学逻辑的集合思维。另一方面,需要确定融通后的呈现方式。
       首先,倒序来看第三种思维方式,也即西方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需要设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而以解析为手段,剖析其存在构造,分析其成分要素,形成一个以不断分解细化为基本特征的实证科学体系,并且也往往以此特征属性的多少来定义现代化的程度。按此学术路径,我们可以把“马、中、西”三大资源看作三个不同的集合,从中确定三个集合的交集部分(如图1所示)。

       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做了大量工作,他以西方人的眼光来透视中国科技文化与制度文化,并著成了影响颇为深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期间伴生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2];同一时期,“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梁漱溟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在获得广泛学术声誉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比较中西二者之间的异同特征,提出了中国文化是早熟文化的观点 [3];当代一些学者也对“马、中、西”三者之间的异同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4]。但确切地讲,这些工作虽寻找到了三者之间的许多共有特征,但这些共有特征都因不能代表三个集合各自的圆点思想和哲学基点,导致不仅不能用此来统“马、中、西”,反倒彰显了各自的差异,使其渐行渐远,更无法实现理论的践行。
       其次,关于第二种思维方式,也即中国思维方式,老实讲,近代我们没敢多想。一是受近代西方科学的影响,我们不敢怀疑西方逻辑数理集合理论的“科学性”;二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积贫积弱的中国既没有自信,更没有话语权用中国思维去定义事关存在的本根问题。西方经典逻辑数理集合理论的“科学性”后来反倒被西方人自己所质疑,这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所带来的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悖论有一个通俗性的名称即理发师悖论:有位理发师贴出了一则海报,称他“只给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而不给只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若把“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设为M集合,把“只给自己刮脸的人”设为N集合,则M、N两个集合是没有交集的,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理发师自己是既给别人刮脸,也是给自己刮脸的人,他是该给自己刮脸呢,还是不该呢?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控制论专家扎德创立了模糊数学,把存在现象定义在[0,1]区间内,任何存在现象都是[0,1]之间的一个点而已。由此,理发师的问题则变为所有刮脸问题都是介于自己为自己打理和别人为他打理之间,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是别人为他打理的多一点,有些人是自己为自己打理的多一点而已,即所有情况都是介于[0,1]这个区间内的一种情况。大家为之欢呼,认为它破解了罗素悖论,解除了第三次数学危机,这一思想也是现代数学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但是,这一在西方欢呼雀跃的思想、这种所谓的现代在中国人的视野里,却实在是再古老不过了。我们知道,在西方世界所最为推崇的中国哲学思想就是中国的朴素的阴阳学说。中国先秦文化中“一阴一阳之谓道”指的就是事物存在于阴阳之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任何存在都是阴阳相生相伴、相反相成、偶对平衡[5]的有机统一体。并且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存在的本根定义为“一”,“一”是阴阳的偶合体,阴阳“二”者消长变化生成了“三”,循环往复生成了万物。之后,宋明理学家又提出来“理一分殊”的思想,由于“理一分殊”之旨关涉到普遍与特殊、同一与差异、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等义,与古老哲学中的一多之辨、体用之论、六相圆融均有关系,它直指儒家天道性命学说的核心部分,所以成为理学家们最为津津乐道的用语,甚至成了第二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签[6]。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始终把存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一”,而任何一种存在现象都是阴阳占比分殊不同的一个“一”而已。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解剖学的中医学,视人为一个阴阳偶对平衡体,通过调理阴阳虚实,使人体保持阴阳平衡,保证身体健康。也因此,中国有了有别于西方油画的国画,它不用数理几何透视法和色谱解析的调色法,而是用墨色的深浅浓淡在黑白两色之间,用黑白的占比差异简约而传神地表达事物存在、书写江山春秋,不但可以把存在的一切情况囊括在内,浑然一体,并且为不同的观察者留下了不同的遐想空间,可谓美轮美奂,妙不可言!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理一分殊、万物一理、万事有道”的系统辩证思维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静水深流、隐于寻常、日用而不觉。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关于存在的有机性、整体性和循环性的认识,不但被“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日地关系和寒暑变化、昼夜更替、一呼一吸的万物运程所实证,而且被所谓的现代数学以及混沌理论所探索,被科学前沿的量子场论所纠缠。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一书中也坦言,“近代物理学的模型和概念开始变得与东方哲学的模型和概念相类似”[7],看来,科学发展越现代,越返璞归真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处。尽管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但无论是近代数学中的“大数定律”,还是大数据背景下的世界图景都呈现出一种“叩其两端而执其中”[8]的现象,就像当你随手掷一枚硬币时,正反两面出现的几率虽是随机不等的,但当你投掷次数越来越多时,正反两面出现的几率却渐进趋向于各占1/2,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之道”的要义,也正是现代协同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应有之义。
       最后,我们来看第一种思维方式,也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方式,其思想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翻开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不难看出他在贬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实际上又自觉不自觉地被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统思想所感染。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本来就隐喻着中西文化融汇的属性,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像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在世界各地徘徊,但最终在中国落地,并且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间接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波尔关于量子场论的“协同原理”在西方一方面总难以成为主流学派,但另一方面确又生生不息、总有挥之不去的影响。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还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波尔的量子场论以及今天科学前沿的量子纠缠理论,还有图像处理中的灰度、亮度、像素等概念以及你我每天扫描的二维码,用中国思维去理解都要比用西方思维去理解更容易使人接受。

       简单梳理并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基因要素,不难看出它们的相似性和自洽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哲学的原点,它们都说明了矛盾统一而存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反者道之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矛盾关系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属性也展示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道生一,……”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既揭示了矛盾存在的普遍性,也阐释了存在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质量互变规律说明了事物发展的过程是“阴阳消长”的转化过程,反映了矛盾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是由平衡走向失衡发生质变的过程,正所谓“物壮则老”“过犹不及”。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发展规律,说明了事物发展的非线性过程。如图2[9]所示,康德的二律背反定律仅能说明BC之间的反比例关系,而只有太极图经过两次否定、通过AB、BC、CD三个阶段的非线性变化,才能形成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周期性变化。这是西方线性思维所不能及的,这其中又隐含着非线性的混沌理论。马克思正是首先看到了事物发展总是经过两次否定、三个阶段螺旋式发展的自然周期律,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其次,他不仅看到了“财富的普遍生产”必然伴随着“贫困的普遍生产”这一二律背反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同时,他也看到了财富两极分化、贫富失衡必然导致革命,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如图2中的C点则反映了列宁所言的“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10]也如图2中的D点和A点则分别反映了革命成功后旧制度的破灭和新社会的诞生。这不禁使人想起近百年前郭沫若先生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马克思发现他与孔子彼此间的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故而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11]

图2

       不仅如此,图2中的B、C两点也说明了何为文明的理性思考。在质量互变规律中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变节点或变质点,它反映了事物变化过程中质、量和度之间的内在规律。那么,何为文明呢?就是人类不仅可以了解这种规律,更有“知止而后有定”的定力,即克制欲望、保持系统平衡,防止极端、避免系统崩溃的智慧和能力。因此,我们不赞成美国国际政治研究学者亨廷顿把文化的冲突定义为文明的冲突。易道学者马宝善也讲:“文明之间是不可能冲突的,凡是冲突,就不是文明的;凡是文明的,就不会冲突。文明是理性,不文明是非理性”[12]。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之道”,强调的不是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是要战胜自我、克服惯性、防止极端,努力求之平衡。极端了,便失衡了。失衡了,原有的平衡态就被打破了,则需建立起新的平衡态,而这个过程则正如《诗经》中所描述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样,是极其残忍和痛苦的。保持平衡、防止失衡步入毁灭之境的智慧和努力便是人类文明的总和。据此,我们可以把图2中BB'的和PP'两条线段,即太极图中鱼眼[13] 所在处的线段,定义为“文明区间线”,把线段PP'定义为“文明基准线”,正像马路左右两侧的道牙石,是以道路中线为基准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把好度、掌握好分寸、别太过等等,都是强调“一分为二”的“中和之道”,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文明的召唤。


       三、“新三统”的理论意蕴


       存在决定意识,过程决定结果。近代,中国人民的自信首先是源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就是用中国思维和中国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撰写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其次,又源于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邓小平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也是用中国思维和中国方式,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客观地位,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大无畏的自信和其光辉著作的不朽,都是源于他们伟大实践的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4],并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从总体上视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凝炼为“中国梦”,布局在“五位一体”的恢宏系统之中统筹推进,突出系统性,强调统筹性,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底线思维,特别强调要防止发生系统性、颠覆性错误;并且又从战略上将解决中国问题整体布局于“四个全面”之中协调推进,突出整体性,强调协调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战略目标要清晰,突出小康社会建设;强调战略保障要坚定,突出从严治党;强调战略措施要具体,突出深化改革;强调战略方式要奉法,突出依法治国。将协调性寓于整体性之中,用整体性统揽协调性,反复强调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统筹性和协调性,市场和政府作用的统筹性和协调性,力度和节奏的统筹性和协调性,这一切无不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又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刚柔兼济、文质并存、物质和精神高度统一的哲学气息,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哲学思想体系。恰如孔子所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16]与这个哲学思想体系相对应的就是能构建起“去甚,去奢,去泰” [17],既防左、又防右,又红又专、保持定力、防止极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使这一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句话,就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复兴体系。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我们今天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非复古,也非排外,而是基于中国土壤,用“马”的思维为指导,“吸收外来”资源,通过“中”的风格来表达,将“马、中、西”融会贯通,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其信心和能力来源于哪里?从“道统”层面讲,来源于马克思唯物辨证法关于事物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和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事物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的融通,体现在“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学统”层面讲,来源于东西文化的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与共同繁荣,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政统”层面讲,来源于法则天理、民为根本的“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道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统”。这条道路就是理论和制度的有机统一,就是以“道统”开出“学统”、开出“政统”的伟大理论与实践。若用中国智慧、中国气派表达之间的关系,则有如下中国方式模型图(见图3)。图中过鱼眼的两条线,说明了“过犹不及”的哲理,强调二者不可偏废,不能简单地非白即黑、非此即彼,“要把握好度”,实现二者的平衡统一,这也是对“保持定力”大义之词的理性解读,对文明二字的理性思考。

 


       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风格呈现,将中外文化兼收并蓄、有机统一的认知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士以弘道”“明道、信道”的哲学命题,“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又以“道行天下”的伟大实践自证着这一命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用“新三统”统“三统”的哲学飞跃,开启了以文化自信为引领,贯穿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引领国际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1] 牟宗三.略论道统、学统、政统[J]. 人生,1957 ,6 ,5.

       [2] 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J].陈养正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导言.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54-359.

       [4]贺来.如何寻求中、西、马汇通的结合点[N].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5-1-21(13).

       [5]陈克恭.坚持唯物辩证法思维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N].甘肃日报,2013-12-23(03).

       [6]景海峰.“理一分殊”释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7][美]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朱润生译,北京出版社,1999.39.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M].中华书局,1935:185.

       [9]陈克恭,马如云.太极图的数学表达[N].光明日报, 2016-10-17(16).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四卷)[C].人民出版社,2012:239.
       [11]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J].洪水,第1卷第7期.

       [12]马宝善.地球村曙光探要[J].探索与争鸣,2017(2).

       [13]陈克恭,马如云.中国太极图理论的数学模型及应用[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5):1-3.

       [14]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A].《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R].2016-5-19.

       [16]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礼记·中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177.

       [17]王弼注.老子(二十九章[M].刘思禾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1.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2017年第3期

链接:http://news.nwnu.edu.cn/upload/2017-05-22/376aeb9dc081f9f8216ea921638b2602.pdf